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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譯:神學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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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DOI:10.1177/1350508412437464

摘錄

  此處引言介紹有關神學對組織研究的重要性之辯證。它同時畫出輪廓外形有關〝組織神學〞的一種可能性。組織神學,像我們在這裡的用法,並不涉及扎根在信仰信心上的組織研究,也無關宗教在組織裡運作的研究。

相反的〝組織神學〞認為我們在組織裡所想所行的方式,是神學概念深遠地影響其構成。

我們編輯對這特殊的題目有三個目標:

(一)描繪什麼是組織神學

(二)顯示它如何依據Carl Schmitt 的政治神學和Giorgio Agamben 的經濟神學去建立。

(三)最後推薦三種不形式的方法是組織神學可以接納的。

這些組織神學的分析形式,個別地是:

(一)分析組織的概念如同庸俗化的神學概念。

(二)顯示神學概念如何不妥協不改變地存活在組織的環境裡。

(三)顯示神學概念如何地已經腐敗且失去它們原來的意義,當它們被佈署在組織的環 境裡。

(四)這個編輯最後的部分,我們將介紹5個贈稿作者對於這個刊物特輯,指出他們對於我們所企劃三種型態類別的組織神學,是如何把它們連結一起。

    日用商品的出現,馬克思在資本主義論1990/1867:163第一眼看去像是非常明顯微不足道的東西,但它的分析顯示它是一種很奇特的東西,富含抽象的微妙和神學的高尚優雅。當一個長於批評經營管理的學者可能同意日用商品富含〝抽象不可思議〞,它可是不太確定這樣一位(茍評家)會像馬克思一樣對〝神學高雅之處〞有興趣。所謂神學的變質〞(Rorty,1992),社會科學和文化研究前10年曾有這樣的辯論。(Gane,2008)。當神學變質被不少傑出的思想家,像Giorgio Agamben, Alain Badiou, Jacques Derrida, Jurgen Habermas, Peter Sloterdijk, Gioni Vattimo and Slavoj Zizek, 推動挖掘,事實上對於組織研究毫無影響,儘管上面提到的有些作者被組織學者非常廣泛地研讀辨識。組織研究這塊領域被推測仍然是由August Comte’s 社會學的理念所主導,它位居〝所有科學的皇后地位〞,將會把神學取消而代之以世俗化的科學。

     當了解Comte論及神學與實證性科學之間的差異性不被支持時,本特刊就以〝組織的研究和實踐的理念已經含有神學的概念作為開始。〞這並不意味組織是屬於宗教的領域(雖然他們可以是),但我們思考有關組織的作風已經是深深地被神學概念充滿而構成。因此寧可對待為神學概念,就如暗喻(企業主像是神,領導像是先知)。此次編輯關心的是以神學概念的方法限定界線,以及想出可能實現的事情和有關組織的理論化。因此這一期的特刊主要著重於不是宗教在組織裡面如何,而是我們的組織思想裡有神學基礎。因此,這次特刊分析我們思考有關組織的方法時,連同帶出描繪神學概念的文章,目的為了批評問題以及挑戰實行的效果,來影響我們的想法並加強我們對組織生命的理解。

     這次編輯組織結構如下。在第一部分我們討論組織神學,如何既不同於傳統神學的認知(如一種信仰基礎研究),也與宗教社會學相異(如社會科學基礎研究):一種討論應該進一步闡明組織神學如何不同於其他門徑的組織。其次部份我們建議Carl Schmitt’s(1985/1922)辯論現代國家原理是被神學充滿也是占據組織研究的地位。隨後的部份是要討論組織與聖神之間的連結,這個我們連接Agamben’s(2009、2011)最近的文作〝經濟神學〞。第四部份我們討論三種方法可以吸引組織學者參與從事組織神學的研究工作。第五即最後部份將介紹五篇組成這次特刊的論文。

什麼是組織神學,它如何與傳統神學和宗教社會學不同?

     假如組織神學建基於這樣的信念,即我們想到有關組織的方法是神學概念建構的,就那一點,組織神學應該處於古典神學和宗教社會學關係之立場,因為它不能被放置在任何一方?在最初,任一方可以加入人文學科長期性的宗派分立,處於神學在一方面而宗教社會學在另一方面。理解這種差異的傳統方法是即神學是奠基在神默示的聖經(主要地猶太基督徒),就像宗教社會學(或宗教研究)興趣在於別人對於信仰的實踐。Ford(1998:5)提供了一個清楚的說明這個傳統的差異性:

宗教研究在它最天然的事,就是利用學術中立的意識形態,去推測一種冷靜客觀接近宗教的現象。(…)神學在它自然的事,即認為信徒是唯一有特權通路進入神學的真理…並且畫出它的界限範圍,和一個獨立團體信仰表白的立場有關。

     這兩種立場同樣在一組織和經營管理的研究中被認可。首先組織研究與宗教社會學同在一條線上,公平的成為組織研究的主流。其焦點特定在工作場所,精神上和宗教方面(e.g.Ashmos and Duchon,2000;Burack,1999;Mitroff and Denton,1999),近幾年來,它們受到歡迎的程度逐漸增加(Oswick,2009),2005年經營管理,精神上和宗教期刊雜誌的出刊,證實在宗教和組織裡,精神方面受到的關心和興趣一直在增長。

     屬於第二種立場是一種在傳統上已經有的神學立場,當第一眼看到時,在組織和經營管理的研究裡很少被認定。開始時,作為該雜誌(Journal of Management, Sprituality and Religion)的主編Giacalone(2010)頗受壓力,因為這期刊〝將刊出的文章僅只反應社會科學傳統〞(P4),那是被從〝擁護人們的宗教與精神信仰的一個團體,坐在扶手椅子的賢哲們,或是行動主義隊員。〞(P3)當中區別出來,這樣Giacalone保持嚴格傳統的區別介於宗教社會學和神學之間,而擁護前者。

     但是儘管如此,經營管理和組織期刊還是只能猶豫地刊登有明確地信仰或有靈性高超根基的研究,這種神學的立場仍然可以在組織研究中認出,尤其在美國。例如,Sandelands(2003)題為〝在組織研究中為神爭論〞,是非常開放有關他神學上的出發點:〝我希望去喚醒一種古老的信念是我們絕不該遺失的─即是,神存在,祂是有重大關係的。〞〝I hope to recall an old idea that we should never have lost─namely, that God exists and He matters〞(p.1)我們可以進一步參閱〝在心靈精神上─充滿於組織管理學說〞(Steingard,2005),正是真爽地說出心靈精神特質論點的出發方向。不管怎樣,某些論文在〝精神方面的資訊報導〞和心靈精神上的研究是很少有清楚的。舉個例子,在僕人指導者地位漸增的文獻中,有時直言不隱諱有關他的基督徒根基所在,(e.g.Greenleaf,1977),反過來在其他時候,當它試著去建立自己如同社會科學中立的形式(e.g.Russell and Stone,2002),這些基督徒的根基又讓他顯得羞恥。

     由此引導我們去觀察Ford’s(1998:5)〝天然未加工的〞介於神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差異性,並不是簡單地歸因於兩個不同知識的團體;它也是對於目標的權威一種清晰的信仰,或是不感興趣不關心的,科學。當它提到靈性精神上的論題時,這一種理想觀念經常轉變成一種文體上的習性,因為這個有關心靈精神上的真實論題,有助於吸引獎學金,給那些對此問題相關現象有興趣的人。換句話說,對於宗教和心靈精神方面愛好學問的興趣,經常是被個人的覺悟信服所指引的人。介於神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分裂,到經營管理和組織研究為止,經常處於形式上的分裂(i.e.更多是個人風格相對於更多有組織規律的風格)反而不是內容的差別,當中有經營管理學者,經常更多不是學者,而被迫不得不寫中立的風格,尤其正是處於學術研究更重要困窘關鍵的時候(O’shea,2002)。

  就如我們所提議的,這種前後關係的連結,和可能存有構造上同類形質的東西,介於社會科學和神學之間,正被越來越廣泛地討論,雖然這種討論發生在經營管理和組織研究之外。其中之一最值得注意的嘗試是John Milbank (2006)去拆除傳統有關神學與宗教社會學的區別,他堅持神學就像一種社會科學。在Milbank 急進的東正教派觀點,認為社會科學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此一想法是他採用Rene Giard’s(1977)模擬欲望的理論:

古代的社會建立在別人的欲望就是人的欲望這事實的基礎上,不顧所欲望的目標物。這導致暴力的社會競爭,並且逐漸地,形成替罪羔羊主義,由於替罪羔羊的犧牲,即刻達到和平(雖然只是暫時的)。社會科學,Milbank 說,因複制這樣的規則而受苦,然而基督教神學能夠破解這錯誤的循環。這引導他建議神學來作為社會科學的基礎,並用道德取代神〝基於一種我們自動選擇,去彼此負荷重擔的生活方式〞。(Milbank,2006:402)

     在Milbank 的心中,拒絕在神學與宗教社會學選邊站,是雙方面信念的拒絕,即神學的出發點是真理的啟示,它是文化上的獨立而非歷史使然,加之宗教社會學,確切地說,它的客觀性是藉由不知來自何處見解的方法。給非單純的社會學得以自由地從意識形態空論的假設成為形式,以及允許Milbank 不接受神學有通路特權進入真理,那為什麼神學不能自己成為一種社會學的形式是沒有理由的。雖然我們不隨從Milbank 的建議去把神學轉成一種社會科學,我們的確是從他的作品中接受一些重要的觀點。就像Milbank 一樣,我們並不接受正常社會科學的一些東西,它自己本身的根基位置是建立在一種折舊的科學能力上的信心。我們同時不認為神學建基於某些默示的形態而就有特權進入更高層次的真理。但我們研討著手的問題是不同於Milbank ,在我們的事件上,我們不嘗試去建立一種組織神學,就像以它自己的倫理道德和政治學去分離傳統。相反的,我們的興趣在於神學概念如何已經在組織理論裡面起了作用而加以實踐,以及神學概念如何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並且在這些理論和實踐當中介入,給予仲裁調停作用。這些相關的觀察,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既然組織的概念經常被理解為〝世俗化的神學概念〞。

政治的組織神學:從神蹟到革新

     雖然組織神學不被認為是組織研究不可缺少的部份,我們卻主張當我們想到組織它就進入了中心位置。我們的爭論就像政治哲學家Carl Schmitt’s(1985/1922:36)著名的宣告〝凡是對於國家意味深長、重要的現代理論的概念〞就是〝世俗化的神學概念〞。在這段我們爭論Schmitt’s 的觀察研究政治理論與組織研究同樣擁有的:就是不管它外表顯示出是一種正當的社會科學,但它已經是神學。就是說,組織研究的方式概念化了組織,和(反)組織的人物一樣,使企業主和領導,被理解是來自神學的動機。組織神學,如我們想要去瞭解的,不僅給這些神學動機帶來亮光,同時可以應用神學觀念去挑戰那些有關組織與管理所建立起來的思維模式。

     最中心的例子,是Schmitt’s 提出他的論點即國家(政府)的理論充滿神學,是神蹟的概念。根據Schmitt’s(1985/1922:36)看法:在法律學(國法)方面的〝例外〞,是與神學的神蹟相類似。 Schmitt’s斷言,現代國家最高權力的概念理論與神學有神的概念是一樣的:當元首、君主有權決定什麼時候法令該被擱置就會那樣,或法令該給政治活動空間,他的作為從某方面來講被理解為是神的行動作為,這是Scholastic theologian 繁瑣哲學者Thomas Aquinas(1975[1270])所舉的例子:就像神有資格、能力藉著神蹟去瓦解祂自己的法令規律。

     我們建議這個計畫不僅適用國家理論,同時可以是組織研究的中心所在。Max Weber(1978/1922)著名地辯論,即非凡領導力的權柄伴隨著違反正式的,有秩序規則的組織的權力。這種特性在今天的認知就像是有超凡能力的領導者,再度被授權決定何時可以打破規則的某人物。但是這種神學圖表的影響達到更深遠的地步,也可以在文學上看到,例如,革新、企業家、事業家、改變管理,這些全都建造在差異性上,即介於法律與調停仲裁之間、組織和新的組織,或官僚主義以及創造力之間。

     介於僵化的法令規則,和再發明的創作力,(或干涉)兩者之間的對抗就是證明,例如,在組織研究和商業文學對於官僚作風的批評。當Du Gay指出正在萌芽中對〝官僚作風猛烈的一擊〞文學著作,重重地勾畫出在一個〝有規則的組織對於革新〞─企劃,他如此引用Tom Peters:〝我乞求每一個和所有的人去開發一種熱情、公開地對於官僚作風的憎惡(引用Du Gay200061See also Du Gay1994655)。這一聲明的本身就圈入了神學裡面:這個世界,缺乏真實的熱心,就像它顯出重複性地以及夢遊病患者的樣子,其根原於撒旦魔鬼的官僚制度(官僚政治),所有真正的改革者必需熱烈地、公開地給予抨擊。就像歷史上的先行者對此的抗爭,人們可能想到的是歐洲的(宗教)改革,這改革建立他們自己在前述事項,即任何什麼東西過來要佔據在信徒與神之間,都是撒旦的肇因(出身)(Taylor 2004)。另一個最大的不用說也知道是天主教,或更明確地說,這巨大的官僚機器,正是教會安裝的,要俱體表現它有權繼續不斷地代理基督在地上。路得和加爾文最偉大的改革者堅持天主教正是以這種方法撤開取消信徒他們直接、個別與神的接觸親近。皈依者、信教者應該公然抨擊天主教使其變成一個改革的教會。

     Tom Peters 生氣的理由當然不是官僚制度的問題下,會員被剝奪而喪失他(她)與神的親近,更嚴重的是,他(她)被阻止去接觸改革與創新,以致被擄身陷按基準規則行事舉止的鐵籠裡。無論如何,大部分的革新與企業的著作,連同Tom Peters 可當一種標幟的個案,已經對於神學故事徹頭徹尾地加以深入的研究,於是把奇蹟似的革新當作是企業家或改造者仁慈行為的結果,(Bill,2006Sorensen,2008Spoelstra,2010)。這企業主被認為好像是經歷了擊敗無數的人們與障礙的人物,若不是直接貶抑和缺乏最初的自白承認,就像是人類的救主,或更明確地被認為是現代經濟的救主。甚至當這些經濟理財組織失敗了,對於企業家當成救主的呼喊似乎更加強烈。

     最後一節我們會提供一些更進一步的組織神學的例子,我們會略述不同的途徑與方法當中可能有人被組織神學引出興趣來。為什麼我們在這裡強調Schmitt的論文理由是暗示神學對於組織研究如此的重要。類似的方法針對Schmitt,我們提議組織的研究遠不是去破除理論化型態的魔力,反而能從宗教背景環境的魅力轉換到一個俗世化經濟財政的環境。接著下一篇,我們將進一步討論組織的研究不僅被神學概念影響成形,同時組織實踐中經常伴隨著神學的運動,在意義上它造成了聖神化的人物;它隔開了大人物(就如企業主,還有領導者,消費者和知識工作者),活動(例如:策略,人類[物]源管理)或技術方法(商業進行過程的技術再處理、無益的工作等等),擴大到他們獲得一種神聖的地位。在組織研究這方面,經常參與神化人物的製作生產,藉著提供需要技術的正當性(合法性),給予這樣的分類。我們連結這樣的爭論到Agamben’s(2009、2011)最近有關〝經濟神學〞的文章。

從政治的組織神學到經濟的組織神學

     我們提議組織神學,對準目標並與神學概念一同行動。促使問題化或是對抗現代組織的形態。在前一部分,我們已經表達,組織神學如何可能被理解為一種Schmitt’s政治理論分析的延伸;如國家的理論(原理學說),自然法則與介入的神之間的差異產生了對組織理論的影響。在這一段我們加入此一分析來顯示組織神學也同樣被Agamben’s最近(2009、2011)稱呼的〝經濟神學〞所鼓吹。我們提出介紹此一經濟組織神學的主意,是藉由神化的人物這概念,此概念我們看到就像是組織運作根本的中心所在。

     此字神聖的源自Sacer意思是分離或某事物顯著不同的(Nancy,2005:1)一個神聖的目標物被從真實世界的事物移開;它便是屬於神祇。神聖化即是摧毀一件(東西)的真實性為了給他一個神聖的地位(Agamben’s,2007),因此這些神聖化的人物是不能接觸的,不方便的、不能觀察的。只有藉著切斷一事物使他脫離在這世界的束縛,因此他可能有的效用,可以一件標的物(e.g.例如一隻動物像是一個資源)被從物質世界提昇到神聖的地位。這裡我們看到基本同樣類似的情形在組織裡。

     去編制組織某些事物,就是去把它從別的事物給分隔開來:在組織階級制度是一種應用科學,它區隔事件並確定他們繼續隔離。在他頗有影響力的Summa Theologia(Written,1265-1274),總論神學,Aquinas 直接把階級制度聯繫到神聖化的人物:一種神聖的規則,那就是所謂的階級制度的手段方法,存在人的當中也存在天使當中。(Quoted in Agamben’s,2011:157)對於Aquinas,在地上人類的階級制度反映著天上天使的階級制度。最直接地,階級制度區分事件(物)的高與低;神聖化的人物高過我們在天上,或在總經理(執行長)休息室,那些卑俗的人低低在地上是在最平凡的人當中。然而,像Cooper(1986)指出,區分同時發生分開與連結,即那些神化的人物逗留在俗世化或卑俗凡人複雜紛亂的關係之間,就像組織逗留在局外人,沒有組織化的其他人複雜紛亂的關係當中一樣。

     但是經由組織去神聖化某種東西,說它是神或一位領導者,似是而非地無意中就使這位神或這位領導者變得重要:這神化的人物同時也被分割離這庸俗的世界,也因此無法介入干涉了。使用領導者這字眼就發生一種情況,當領導者被提昇到不可接近的地步,因而安全、神聖的高度,而雇工被保留在庸俗的、因此不安全和隨時有偶發意外的地位。這種神化的人和庸俗化的人之間的區隔,使得兩方更難以跨越;設若領導者已被提昇至超越物質世界的高處,請問他(她)是如何在這組織機構裡行動?

     早期基督徒神學家首先反映這個問題,即基本的聖禮和超越物質世界神的本性,祂在另一個世界本質的天性之間的關聯。Sacrality聖禮祭典針對神學提出一個實際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要求助於今天我們如何理解〝秩序井然的配置神意天則〞的概念直接給我們的影響。另外一個問題是,神學性地講:神如何能治理這個祂所創造的世界或家(Gr.Oikos),當祂是全然地超越物質的世界?(for a discussion, See Agambeen, 2009:8tt)這就蒸發剩下〝在人和行動之間問題的關聯。〞當神是超越物質世界的,祂不能在地上行動,且遍在宇宙各處。第二世紀以後,早期基督教神學者研究出解決的方法,Agambeen論到,原因在於三位一體的概念。三位一體神(祂是三合一)委託〝給基督秩序井然的宇宙萬有〞並人類歷史的行政與管理權(Agambeen,2009:10)。這道成肉身的基督成為實用神學現場與這個世界行動的能量,在某些Gnostic 諾斯底教派,基督被看為〝as ho anthropos tes oikonomias.〞實利性(經濟性)的人物,他所關心的是家的行政管理(Agambeen,2009:10)。這樣的提議是神學已經是居先於世俗化之前,經濟的實用的和經營配置的天則神意已經早先於社會、神學機能作用變異之前。

  我們看到Schmitt’s從政治神學引出介於唯一超凡的神和國家超凡的最高主權之間的同類型。有關上面的發展,讓我們政治神學外又增加了經濟神學。經濟神學的部署配置,代替了脫俗超凡的權威,an oikonomia,就是〝一種宇宙遍在的秩序…屬於神的與人類的生活〞(Agambeen,20011:1)。Agambeen作出這樣的結論

 

〝政治哲學和現代最高統治權的理論可追溯到第一個範例[就是政治神學]:現代的生物政治到當今經濟和政治的大勝利,遍於社會生活的每一層面,可由第二個範例[經濟神學]追溯到…〞。(Agambeen,20011:1)

 

     受到神學的影響這兩個範例─政治和經濟的二者─現在看起來是擴張越過了公法的範圍,這是Schmitt’s所關切的。它們繼續不斷延伸自己〝達到經濟是很重要的概念,是人類社會一再地產製生命,極重要的理念〞。(Agambeen,20011:1)

     這已越過了這次編輯要探討的領域,即Agambeen對組織研究任何細節分析的影響力。無論如何,有一個環結可能值得我們提到的,就是Oikonomia家庭管理,這概念從第二世紀開始就沒入與〝Providence〞〝神的眷顧〞裡面合併了,後來又被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即dispositio有秩序的排列安置。這是Michel Foucault(1977)從他對dispositive(排列配置)或apparatus(設備裝置)的分析文章挑出。這兒提示(apparatus)設備排列裝置的概念,影響了組織的研究(e.g.Ahonen and Tienari, 2009),是一種深入神學含意的概念,以及大大地超越了一般公認的歷史地平線。

     Agambeen的分析提示了經濟神學(實用神學),或是真正現代的家庭管理概念,是發展來處理有關組織神聖化的產物所帶來的問題。這些神聖化的人物占據組織運轉主要的中心位置,迄今這種神聖化,對於那些被區隔與提升到超凡境界的人物,還是有一定的貢獻。然而政治神學建立了最高統治權的榮耀,經濟神學透過三位一體oikonomia家庭管理,行政部門可能的話加上統治管轄權,由此建立了權力結構。不僅這些權力結構仍然和我們一起,他們擴張並且增強存在我們今天的現實世界裡。組織神學在這種形勢的情況下顯出對於分析與評論,以及潛在性的反抗抵制,像是一種不可或缺的資源。(Bell, 2008;Critchley, 2012)這樣的抗爭可以也像對抗那在神學上神聖化的權力,取了褻瀆神的形式。(Agambeen’s, 2007:Murtola, 2011)褻瀆神取消了在神化的人物與卑俗、教徒彼此之間的區隔,由於神聖化人物是一種〝完全不相稱不適當的使用〞。(Agambeen’s, 2007:76)這就是說,褻瀆神同時取消了隨著神聖化人物來的權力結構,並非藉著俗世化,而是藉由〝利用神聖化人物脫離了他的背景環境,而陷於不合法、不正當的處境。神職牧師Billy調笑它是反對消費者的演練由此可看為是一個例子〞。(See Murtola, 2012:xx-xx)

     在下一部分,我們將試著區分為三種方法,讓組織研究可以使用,從我們的觀點是必需的。使用神學當作一種分析的資源,這些不同的方法,打算效勞作為一個範圍寬闊的概觀,標示以往研究的路線圖,同時作為未來我們所稱呼的組織神學這塊區域研究的指導。

三種形式的組織神學

     神學,就像我們已經指出的,在組織研究裡或在其它社會科學領域中,被認識拿來作為注意的焦點或是一種資源,就這一點來說是相差太遠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主張一種啟發式的地圖,有關可能實行的,神學上的組織分析,對組織學者或許有某些價值。我們描繪這些分析的輪廓是根據他們如何檢定確認,並使用神學概念在組織的研究上。

1.  現代組織概念如同俗世化的神學概念

     第一個形態的神學上組織分析,我們有意跟隨Schmitt國家原理的分析,同時考慮什麼是現代組織概念的範圍,而被認為是世俗化的神學概念。像我們已經看到,Schmitt的分析意味著現代權力的概念與早期是同樣的結構,神學上權力的概念,縱使如果他們的名字被改變而轉移到〝現代的〞環境。舉例君主政體的君王有如是世俗化版本的神,和至高無上的神的聲者,Schmitt(1985/1922:5)的評論,仍然可以在民主政治聽到百姓的聲音。Vox paletli;Vox dei就如拉丁諺語所說。

     我們討論最關鍵的例子,在這編輯前面的部分,是介於官僚制度與革新制度之間的差異性,我們認為Schmitt所提在法律與國法(法律體系)中的例外或異議之間的差異性重新設定法令。這一種定界限下定義的分析特徵可以顯示概念上的差異如何形成,或是有關組織的一種想法是生根於神學,而外表是世俗化或科學化的。它出人意外的價值類似於剝奪公民權(Fournier and Grey, 2000),當已經被接受一般公認的常識,被連根拔起來重新塑造時,如上所提,採取褻瀆神的方式。(Agambeen’s, 2007)

     另一類的爭論適合這個範疇的,是資本主義理念的本身被當作是宗教。Walter Benjamin著名的陳述,在他難以理解未完遺稿〝資本主義就像宗教〞(1996:288)即〝資本主義可能被識別出是某種宗教…〞,這甚至是一種更加嚇人的陳述,比較Weber’s的提議,即資本主義被新基督教徒培養、支配調整過狀態(Weber’s.1985/1922)。Benjamin更進一步的分析,資本主義就是〝本質上是宗教的現象─在它自己裡面成為一種宗教或類似宗教〞(可參考Roberts, 2002;Taylor, 2004)。這樣一個豐饒多產成分的論題,就它無視公眾觀念而勇往直前,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就它去除這世界的神秘化是有所貢獻的,對於宗教的死亡也一樣,相反的:宗教跟以往一樣強壯,但是現在與資本主義的組織模式整合一起了。一旦資本主義的宗教天性被承認了,很多神學上的概念,對於組織的分析派得上用場了。一個例子是Maeseneer(2003)提供的,他使用神學上聖像和偶像的觀念去批評近期的資本主義權力結構所屬的物神角色人物,與Marx馬克思對日用品分析,並列一起在我們開闢的這一個論壇。

2.  神學組織的概念沒有改變地輸入組織的研究

     第二種啣接組織神學的方法循著類似的路線而行,但是被認為由俗世化的概念取代了,比如含有神學雙胞胎(就像最高元首─神;創新─神蹟),它存在於有關的表現即神學概念如何直接轉移到組織的講義、談話當中的表現而不改變它們的名字。

     Martin Parker’s(2009)的文章〝天使的組織:天上階級制度與專制統治〞可作為一個例子。Parker表示現代的組織大肆地製造自我合法正統化,藉著持續不斷的信念,即攸關組織本體的存活建基於階級制度,也唯有階級制度的繼續維持它才能運作。Parker接著提示現代組織把天使的階級制度接收過來,如同它在第五世紀末神學家Pseudo Dionysius的書Celestial Hierarchy, 所形容描述的,由於這樣的接收妨礙了其它可以採取構想組織的方法。中世紀關於天使的辯論,從Parker’s的閱讀判斷,今天仍然呈現在現代的管理主義階級制度的構想,與Parker相類似,Agambeen達到了結論,即對於任何行政經營管理的理論,天使學被看出是先行者:

什麼是決定性的,不管怎樣,在有民事行政和政府的術語`的很久以前,它們已被發展與定型,它已經穩定地成為天使學的構成要素。不僅是階級制度的概念而且也是屬於牧師們與傳教士們的概念…。首先以高度清晰的方法,在有關天使的活動中,正確的使成體系化。(Agambeen, 2011:158)

     第二種組織神學的方法有所貢獻於組織理論,藉著一種受惠於神學特定的概念而探究其更廣泛的含意,同時在分析這些的關聯時,觀察其可能有長於批評鑑定的潛能。像第一種組織神學的作法。Parker和Agambeen說明如何發現某些事物似乎是現今年代的發明它原來的體質卻是中世紀的神學。指出這樣分析的目的是去闡明,那種因事而異的天性,屬於那些〝自我顯明的〞,關於組織現象的思想方式。

3.  挽回被遺忘或被壓抑的神學概念

     第三種參與組織神學的方法,發現在神學上的靈感鼓舞(神靈感動)的概念已經失去了他們與組織的關聯,因此尋找挽回他們的關聯,可藉著把他們提出到檯面上,連結他們面對目前的問題。我們將簡略地討論兩種主要形態這種分析可以接受的。首先,就是屬於一種神學概念最初原來意思的信念遺失了,而我們因這個損失而受苦。其次,忘卻了的神學概念可以幫助我們尋找組織的形式,去反對我們現在的組織方式。兩種事例意味著回歸到被遺忘的或被壓抑的意思,內涵或是實際練習,那是神學的本性為了去干涉現代的組織思想和實行。

     非凡領導能力的分析,以Philip Reieff(2007)而言是一個好的範例,屬於這兩種立場的第一個,Reieff評論今天我們涉及所謂非凡能力的指揮者,是生根於基督徒一種敗壞的想法,屬於基督徒非凡領導力的版本。以認同非凡領導能力,替代了道德的操練在於遵行神的命令,這種操練才是基督徒對於神授能力的見解(字面意思:恩賜),而這種神授能力的指揮者現今被認為是違背組織規則的某種人物,同時被提升到異常的人物(常常是危險的),在我們這個時代是被歌功頌德的人物。依據Rieff(2007),Weber對此事應該特別地受到譴責,因為他製造了基本的錯誤去對抗神授能力和命令法則(Rieff,2007:35)。在這個觀點上我們也看到Schmitt他如何觀察到國家理論在神學上的分岐而歸返:這種神授能力的指導者在Weber的眼中取代了神的位置是與神蹟有關,更甚於此是腐蝕了基督徒對方〝神授能力的見解〞。這個爭論的重點不是去確認不正確的使用,而是去強調與組織運作有關的問題,那是由於這種腐敗的主張所惹起的。

     作為第二個例子,我們參閱Hardt和Negri的分析〝帝國統治〞(2000),這裡全球主要的組織(帝國),是和大眾並列的。這事的發生是透過一種徹底的神學讀物即Augustine’s的〝雙城記〞,一個是〝人的城市〞另一個是〝神的城市〞,這後者的城市今天已經失去所有正統合法的地位,原因是它的〝暴力與腐敗〞(Hardt and Negri’s, 2000:296),因此這個世界必須重新創造一個屬於大眾新的地面上城市。這裡神學顯出是一套檢驗的儀器,它同時開放了新的概念論有關於未來的權力結構:這種力量之前歸於神,現在則歸於大眾。從Augustine’s, Hardt和Negri’s找到一種不同組織的形式,一種能夠對抗資本主義的作法。如Rieff, Hardt和Negri’s一起回歸還原一種被遺忘的神學概念,但不像Rieff他們並不主張回歸到這個概念。他們寧願從裡面找尋某些東西來對抗目前的情況。

此一專輯的贈稿

     為這個專輯我們收集了5份的贈稿,如果能帶來適用於某種範疇的話,它應該是新的有嚴格訓練,有紀律的人,這幾乎是20年前(Burrell et al…1994)組織的創辦人的呼聲,這呼聲鼓勵〝彆扭和美麗的並列是有可能發生的事,當各種不同來源的理念匯合一致時〞。(Parker and Thomas, 2011:54)神學和組織的研究部署不同的講論,一個事實即讀者將會對這個專輯從頭到尾一路感激和鑑賞。有關他們複雜的關係還是這次編輯的主要論題,現正由不同的論文著手進行,在神學與組織研究之間的差異與他們並置排列,所分享的共同基礎,結果是彆扭的但同時,我們認為,也是美麗的排列。

     Stefan Schwarzkopf同列於這個刊物的第一份文稿,一份現代經濟的神學讀物,其中有Hans Blumenberg(1983[1966])的觀點和多數的歷史學家,認為現今的世界是一個激進,俗化與舊有的世界脫節。特別地,Schwarzkopf主張自然化的市場,在當中每個消費者真正明白他或她的選擇,因此他或她的全然存在,不是一個俗化,自動調節和意外的現象,而是一個有神學地浸染以及高度精密設計的實體。他更進一步指出三個真正神學上的資源,它們構成今天自然化的市場,和堅持己見的自由消費者;可說明的自我繁瑣哲學家的理念,次為新教派的萬民祭司(凡人祭司),最後是改革後自然神教信徒的神學,他們看待社會是和平而自我有秩序的。但另一方面Adam Smith有幾分天真地理想化的市場就像一部美麗又溫和仁慈的機器屬於自然神的。Adam Smith的跟隨者,尤其是很後期的在Madison Avenue的消費者研究員,直接地部署他們的新教教會建立學,定焦點中心在個人的選擇,這事起因於中心團隊。一個全新的自我崇拜的宗派誕生了,有它自己的禮拜和典禮儀式,到底誰該為這個美好的新世界付上代價,是毫無疑問地。

     Schwarzkopf與隨後的贈稿者,Bruno和Elden Wuebe都從事於救恩事工,是屬於我們第一類神學分析的項目,就現代組織概念這一點已被仔細地檢查而一致認為是世俗化的神學概念。Dyck and Wiebe追蹤到底神學上救恩的觀念在當今的所謂世俗化的環境是如何被解釋為〝解放、脫離〞,同時探究如何由於正式承認這樣的前後關連可以改變現代組織基本的理解。人類總是在受苦的時候尋找救恩,但是更甚於此,不但不在他們的經濟基礎原則上減少問題,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傾向去作的,Dyck and Wiebe堅持跟隨Weber在宗教與經濟,或救恩與組織之間互相的適應。

     Anna-Maria Martola給這一次刊物的贈稿也同樣歸到我們第一類別,與它神學上奠基的資本主義和捕提生活的中心並列。 Murtola開始跟隨Milbank分析資本主義和它的反對者,藉由識別資金聖化,當成從事雙方面的工作;資本主義的行為如同宗教一樣有儀式和典禮,而且享受一種特別的親和力在它實際運作的時候,尤其是基督教的新教。這是Murtula實例分析的前提:建基於美國的Billy牧師的教會〝Church of life after shopping〞加上唱詩班。這樣的成就讓Billy牧師進到星巴克給收帳員趕鬼驅邪並傳他的〝Stop shopping〞〝停止購物〞的福音,並由唱詩班後援。展開Zizek物質神學的真理概念重建,和他的〝諷刺過度認同〞的分析概念,Murtola表示現代的反對資本主義如何在Benjaminian的作法上深入探究神學,多少可以找到反抗的方法。

     就Peter這一件,Robert French和Peter Simpson隨著我們第三種類的方法着手研究組織神學,正如他們的文稿出發,朝向去挽回一個被遺忘或被壓抑的神學概念,即theoria,他們論述這個字theoria原來希臘字的意思是沉思、默想,或是一種〝直接經歷神的知識〞,已經被從組織的講義論文中給剔除了,轉從擁護現代的,從夢中清醒的〝理論〞概念,由經過搜尋確實的事來引導,而非藉由真理的探索。現代的興趣大部分在精神上的經營以及精神上的領導,然而只是出現在有人反對從theoria沉思、默想轉變為theory理論的時候。當許多有關〝精神上的報告上呈於管理經營的創始人〞時,就出現經營管理的經驗知識,和組織經過默想溝通諒解的形式再度結盟,其他等等也表現出─在分析的基礎上,有精神上領導的理論─這些研究寧可與現代版的理論和功利主義者合作,專注於實用性和現代的第一要務偏見〝成就的操演表現〞(Performativity,Lyotard,1984)。至於靈性精神上的事情被允許出現在指導者的研究當中,但僅作為組織最底線的功能用途。其他實例等等,總結他們的論文,呼籲提供更多有關組織深思熟慮的智識,並提議在組織研究最近才受到注意的倫理道德,如何以具體化呈現出這樣的可行性。

     對於本刊最後的贈稿;Alistair Mutch證明我們分析的項類有可能已經逾越了,就像他的題目探究神學與實踐之間從明確地靠實驗的立足點分離了。它顯出如何說明實踐,部份含有神學的根源在蘇格蘭的長老教會,特別在有關教會修養教導的看法聚焦在〝施捨〞一事上時,它有會計上的記錄與追蹤,文書與數字上雙方面的〝組成〞(Mutch, 2012xx-xx)。Mutch建議有關訓練教導的觀念可拿一個現代的概念,像審核協會可以追溯一部分的過去作為參考。

     有好多可以列入範疇和鍛鍊我們贈稿者修養的題目。就如我們編輯者並不希望也不期待這一次的特刊〝新的─學問範圍〞的嚐試究竟是否歸納整理出有訓練的或類似訓練的成果,但我們仍然期望於未來它將能激勵更多尷尬彆扭而仍然美麗的神學與組織研究並列一起的論文。

 

備忘錄

1.  如何世俗化的這種情景,實際上仍保留可辯論的空間。Comte’s(法國哲學家)所謂的〝人道教〞仍殘留著─(如同世俗的宗教)─一個顯著的範例即是介於神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結合,那是最大程度違背宗教本性,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特質,且是社會科學所擁護支持的。

 

參考

Agamben, G.(2007) Profanations. New York, NY:Zone Books.

Agamben, G.(2009) What is an Apparatus?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gamben, G.(2011) 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Homo Sacer.Ⅱ.2).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honen, P.and Tienari.J.(2009)`United in Diversity? Disciplinary Normalization in an EU Project’, Organization 16(5):655-79.

Aquinas, T.(1975)Summa Contra Gentiles;Book three;Providence, PartⅡ(trans, V,J,Bourke).Londo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